6月28日晚上七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来我院做了《“王子”与“贫儿”：“两个汤姆的悖论”》（Madman and Sage: The “two Toms paradox” of the Early Republic）主题演讲。此次演讲是武汉大学暑期学校“美国种族政治史”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历史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研习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邢承吉转而立足于家庭视角，关注两个汤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言行，采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方法，从阶层（class）、性别（gender）和种族（race）三重维度全方位考察他们各自思想意识框架得以构建的社会基础，以二人的对比来挑战著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关于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论断。

首先，阶层维度上，杰斐逊出身上流社会，是美国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的儿子，自小生活富足、安逸；潘恩的父亲则是英国塞特福德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自幼家境拮据。如此“生而不平等”的人生起点使得两人在此后成长过程中的社交网络、受教育程度、金钱观念、工作环境以及美国革命前的处境天差地别。杰斐逊仿佛天之骄子，人生一片坦途；潘恩虽历经波折，却仍旧生活困苦。

其次，性别维度上，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杰斐逊要求女性具有整洁、勤劳的品性，善于持家，时刻心系丈夫的利益，并且无条件服从丈夫；潘恩则视上述观念为对女性的暴政，而始终对处于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抱有理解之同情。两人在对待家的态度上也大为不同。杰斐逊非常恋家，时常想念弗吉尼亚和他的庄园；潘恩则是一个四海为家、不知疲倦的战斗者，生活极简，而追求精神上的“天空之城”。

再次，种族维度上，两人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杰斐逊和潘恩都曾有过类似“人人生而平等”的表述，但前者在其有生之年蓄奴600多人，从襁褓到棺材，身边没有一天离开过黑奴。杰斐逊喜好任用严酷的白人监工代其管理黑奴，同时他自己也严格管控这些黑奴，对于逃奴绝不姑息。他仅公开支持禁止奴隶贸易，而从未倡导过废除奴隶制。反观潘恩，则是一个坚定的废奴者。他反对将黑人视为商品进行买卖和奴役，完全从人道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去理解奴隶制。

总之，邢承吉认为，杰斐逊始终都未能跳脱出家长制，一直保有家长、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身份，潘恩却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推翻整个旧有体制，反对植根于社会有机体每一个角落的家长制。在此种语境下，伍德对于美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美国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家长制的活力转变为了一种“全新的，真正激进的”体制，仍是不清晰的。事实上，“两个汤姆的悖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它激发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与人真的是平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