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上午，第九届中国史研习营第六场专题讲座在历史学院第二会议室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安志教授作题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刍议”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主持，研习营特邀嘉宾与全体营员参与本次讲座，众多学生旁听。

现场，刘安志教授从吐鲁番的自然气候条件与人文地理环境，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来源、形态、种类、收藏，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与中国吐鲁番学的产生，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方法，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价值与当代意义等多个方面，结合自身研究，用具体生动的讲述方式，为营员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讲座伊始，刘安志教授就谈到了吐鲁番文书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吐鲁番文书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提供第一手珍贵资料。”

得益于吐鲁番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其地上地下保存了众多珍贵的文物、文书等历史文化遗产。吐鲁番文书作为其中最具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的一种，被保存在古墓葬、石窟及古城遗址中。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文书不断被发现、发掘，时间集中在晋唐至宋元时代。

通过大量实物资料的图片，刘安志教授向营员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吐鲁番文书，为大家介绍吐鲁番文书的种类，如民族语言文献、宗教文献、经史子集、官私文书等，特别对官私文书进行了重点介绍。刘安志教授以《太公家教》等为例，从确定文书成书时间、如何联系朝代背景等方面具体讲述了解读吐鲁番文书的方法，强调在利用吐鲁番文书进行研究时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有意识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及质疑精神，这样才利于发现新的学术问题。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未经后人加工的第一手数据，价值至为珍贵，然破损厉害，残片居多，需要对其进行释读、缀合、断代、定名等整理工作。刘安志教授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对1959—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墓葬出土的上万片文书残纸，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十易寒暑，最终成功复原出近1800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使埋藏地下的千年古冢遗文公诸于世，为中外学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并因此开创了中国吐鲁番学。刘安志教授强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往圣继绝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及肩负的使命。刘安志教授指出，《吐鲁番出土文书》受当时条件所限，仍存在若干不足，比如使用的是黑白照片，图版较差；文字模糊，无法对照以及边整理边研究对文书认识不充分等问题。刘安志教授自2017年以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即希望推进吐鲁番文书的再整理与新研究。他认为吐鲁番文书的再整理与新研究，首先要明确整理研究文书的基本方法，即“识读、标点、断代、缀合、定性、拟题”。在这一整理过程中，刘安志教授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推动中国吐鲁番学的发展与中古史研究走向深入。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文物实证，对理解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文书所见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维度的大一统史事，是展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生动案例，是中华大一统格局在唐代的深化拓展，实证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共同“编成”统一的中国历史图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文书的价值与意义将会充分展现出来。但还有许多问题并不清楚，相关认识判断也有待进一步深化与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再整理与新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刘安志教授希望营员们意识到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重要价值，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能够自觉传承冷门绝学，弘扬中华文明。

在互动环节，针对学生现场提出的“吐鲁番地区的简纸交替”“文书行政的具体使用环境及规范”等问题，刘安志教授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夏炎教授衷心感谢刘安志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对武汉大学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事业的传承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