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雨新文集》序

陈  锋

一、彭先生简历及友人、学生回忆

彭雨新（1912.10—1995.4）先生，曾用名彭凯南、霭云，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专精于财政史研究。出身于湖南浏阳一个殷实的家庭（彭先生去世后，我代拟讣告，查阅彭先生的档案，彭先生自填的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为“地主”，并注明祖父是地主，父亲是教师。另有一份材料中说“家有700亩水田”，由于是“文革”中的检举材料，不可尽信），先是读私塾，后入著名的浏阳公学（浏阳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与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班。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学习。1939年8月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承陶孟和先生的青睐，同时参与有关研究项目，毕业后留所工作。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彭先生的父亲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死难，家道渐衰。彭先生随社会科学研究所辗转于桂林、昆明和四川南溪县李庄，同时兼任在李庄的同济大学教授。1948年，由陶孟和先生以及代理所务的梁方仲先生举荐，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研修经济学。1949年秋，彭先生回国，面临选择新的单位，或仍然回归中国科学院社会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或另择去向。有一次彭师母讲，她不适应北方生活，反对北去，适逢梁方仲先生新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受梁先生之邀，彭先生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及随后创立的经济研究所教授。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

彭先生在岭南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彭先生在“文革”期间的“思想检讨”

1953年，由于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调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并任金融教研室主任。1955年12月，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协助李剑农先生整理《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并先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此后一直任职于历史系。1990年岁末，彭先生和师母去天津女儿家居住，直至1995年逝世。

1950年，彭先生（左一）在岭南大学与梁方仲（左二）、司徒森（左三）、王正宪先生合影

1953年，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彭先生

1955年，彭先生、饶运繁师母与母亲、子女在武汉大学寓所前合影

1979年，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同行合影，前排右起第三人为彭先生

1981年，彭先生与日本学者西村元照等合影。二排右二为唐长孺先生，右三为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高尚荫先生，左一为彭雨新先生，左二为西村元照先生

1988年，彭先生、饶师母与早前弟子刘克祥（中）、陈钧（左）、姚会元（右）合影

在彭先生百年诞辰之时，我与张建民兄合作主编了《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并举办了纪念会议。纪念文集收录了学术界同行郭松义、黄启臣、薛国中、杨剑虹、代鲁、冯天瑜、叶显恩、江太新、鲁才全、刘石吉、史志宏、张研、刘志伟、马敏、朱英、石莹、吴琦、潘洪钢、彭南生、张艳国、鲁西奇以及陈均、姚会元、陈锋、张建民、任放、彭涓涓、廖艳彬、任贤兵、张绪、金诗灿、潘浩等弟子、再传弟子的专业论文。本来是作为“民间”形式的纪念会议，所以会议由我主持，但时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蒋昌忠，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兰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等领导闻讯参加了纪念大会。刘绪贻、赵德馨、周秀鸾、吴剑杰、冯天瑜、叶显恩、刘石吉、范金民、刘志伟、马敏、朱英、魏明孔、钞晓鸿以及弟子刘克祥、陈均、姚会元、张建民、任放、杨国安等人在纪念会现场作了回忆发言。据武汉大学的新闻报道：“张建民介绍了恩师彭雨新的生平，彭雨新之女彭海云表达了对父亲的爱戴和怀念之情，刘克祥追忆了导师对自己为人为学的深刻影响，马敏回忆了自己与彭雨新的交往过程和彭雨新的高尚师德。蒋昌忠在致辞中指出，彭雨新作为优秀教师，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史学家；作为杰出学者，他的一系列著作对传承先辈遗产、启迪后学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刘绪贻、黄惠贤、萧致治、罗威廉、梁承邺、刘志伟以及刘克祥、陈均、姚会元、李隆昌、张建民、熊元斌等授业弟子和彭先生家人的回忆文章也收录在该文集中。这些回忆文章涉及彭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及相关行状。

百岁老人刘绪贻先生与彭先生同庚且长期为邻（刘先生住二楼，彭先生住三楼，有时去彭先生家，会碰到二人在楼下打羽毛球），刘先生说：“我是1964年春末夏初调回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新成立的美国研究室工作时，认识彭雨新教授的。当时，他是历史学系副主任，为人平易谦和，负责任，仔细而恰当地为我安排了工作与生活的事宜，初步给我一个好印象。后来，尽管我们的专业不同，他从事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属于中国史范畴，我从事的工作属于世界史范畴，业务上难打交道，但由于我们长期是邻居，来往还是比较密切的，是建立了相当感情的。……彭先生做学问刻苦认真，学风谨严，为人正直，从善如流。他的朋友和学生交口称赞。有的时候，甚至使我觉得他作出了不应有的让步，过分的吃亏”。

黄惠贤先生回忆说：“大概1958年初，记得是早春时节，系里秘书计划安排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指定我的指导老师就是专攻经济史的彭雨新先生。……为我确定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曹魏屯田制度》，约在一周后，我再次来到彭师的家，彭师对我进行了系统的指导。……剑老（李剑农）逝世后，彭老师除上中国经济史有关课程外，还长期为了继承、发展中国经济史的工作，进行着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招收研究生，为中国经济史的巩固、发展培养人才。早在1962年，彭师招收应届毕业生刘克祥为经济史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工作。‘文革’后，又招陈锋、张建民等，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第二，先生高风亮节、委曲求全，为完成剑老未完成之事业，为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后成立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彭师进行过长期、曲折、艰苦的努力。第三，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资料建设，长年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历史所等单位，阅读档案，抄录文献，搜集资料逾百万字。经过多方努力，在1992年12月，终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60余万字的《清代土地开垦资料汇编》。为历史系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我和建民兄在跟随彭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后，跟随黄惠贤老师读博士学位，据说，专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黄先生之所以录取我们，与我们是彭先生的学生有莫大的关系。

萧致治老师的回忆文章，除缕述彭先生的经历和对他的指导外，一是谈了彭先生“为整理出版李剑农的著作所作的贡献”。认为，李剑农先生“在解放前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发展变化，作了系统的整理，编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油印发给学生学习。1943年，蓝田新中国书局曾铅印过先秦两汉部分，1947—1948年，武汉大学出版部也作为教材铅印过《中国经济史》上册（同为先秦两汉部分），但都仅供教学之用，未能广泛发行，更没有全面正式出版。李剑农先生1954年因患青光眼导致双目失明后，本人已无能力细加编辑，交出版部门正式出版。在此情况下，彭先生为了使李老的毕生心血之作不致淹没，促成该书正式出版。他作为历史系的副主任，曾花了大量精力，在原来油印讲义的基础上细加整理校勘，还补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田赋部分，以成全璧。正是在彭先生的热情和无私的协助下，该书才在1957—1959年间，分成《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三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2—1963年间，中华书局又据原纸型进行重印。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会议将此书列为重要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为了适应高等学校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需要，复由彭先生牵头，邀请李则鸣、卢开万、殷崇浩，对全书分别再次进行校改，统一定名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先秦两汉部分）、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第三卷（宋元明部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0—1991年出版。彭先生去世十年后，该书又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之一，把三卷合并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精装合订本。同样，李剑农的成名之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898—1928），自1930年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以后，解放前曾六次重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编辑部考虑到此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决定适当加以校改后重印，又是由彭先生承担起整理的任务。在‘书的内容和观点，都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基础上，由彭先生和崇汉玺作了适当的校改，交北京中华书局再版”。二是谈了“促成美国学者罗威廉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由英文译成汉文出版”。萧致治老师谈到，罗威廉“于1980年12月底到达武汉，学校决定由我和彭雨新先生负责接待，指导罗威廉在武汉各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实地在武汉进行考察访问，为期4个月，直到1981年5月初始离汉回国。1984年，罗威廉的这本专著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曾分别寄给彭先生和我。彭先生接到此书后，认为此书对近代前期的汉口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值得译成供关心汉口发展的读者参考”。后来经过一些曲折，在彭先生的儿媳江溶初译、彭先生校改的基础上，由鲁西奇加以整理，最后得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促成《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在国内的出版，彭先生专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撰文《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进行推介：“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罗威廉教授新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是一本对十九世纪汉口商业经济有着极丰富内容和独到见解的权威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除细致阐述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有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转输起着综揽大局的作用以外，特别对商业行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证与精辟的分析”。实际上，该文不是一般性的推介，同时论述了“从同乡会到同业行会”、“为了解决同业间利害冲突而扩大行会——以药材贸易行会、木材贸易行会为例”、“为了茶贸的共同利益而组成的茶业公会”、“以发展商业稳定金融市场为主旨的钱业公会”、“汉口盐业公所在太平天国战后的新气象”等问题，进行相关事项的进一步阐发，进而认为：“对十九世纪汉口商业城市历史地位的基本估价，在西方学者中存在着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以欧洲中世纪城市居民区发展所形成市民自治的‘都市团体’为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并不曾有过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国城市主要是适应行政管理需要的产物，其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队驻地的政治作用一直是首要的；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不是依靠市民在经济政治上奋发进取精神而是依靠行政管理。在这些基本性质上，汉口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派则认为近代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商品集散中心，推动着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大中小各层次城市之间以及远距离大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流，从而加强着日益频繁的商业组织联系；商业团体为着本社团利益不能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有必要订出本社团共同遵守的法则，建立在确信合理的有秩序的市场基础的质量管理，集体抵制对本行业有损害的外来压力（包括当地政府），并共同担负应分摊的当地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这样，商业团体实际上进到自治政体的境界。这就是社会学者施坚雅（G.W.Skiner）用‘中心地方’理论以研究中国城市的摹本观点，罗威廉正是宏扬这一派理论体系的杰出者，他以明显实例推重汉口行会组织的先锋作用，驳斥着韦伯之流的无稽滥调。……（汉口）行会在解决同行业内部纷争、发展汉口茶叶外贸、稳定汉口金融市场、复兴淮盐运销各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有利于本行业及华中地区商业发展形势，更重要的是各行业发展进程中有其时代前进的重要历史意义，这正是著者目光炯炯之所在”。

罗威廉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认为“彭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为人十分亲善。他对我中国近代史观的形成曾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谈了在汉期间彭先生对他的帮助：“在那期间，我正在进行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出版工作。当时我们（罗威廉和他的夫人）居住在武大东湖边山坡上的一所小砖房里，彭教授经常来看我们，指导我如何运用史料或谈些别的有关我研究课题的问题。我清晰地记得有这么一天，我在向校方多次申请下得以与学校青年教工们一起打篮球，一场球下来，我汗流浃背。在我回屋淌着汗仅穿着运动短裤大口喝着啤酒时，彭先生不期而至，手里还拿着他刚发现的关于汉口历史的新资料。我当时为我的窘相不胜难堪，彭先生却丝毫没有在意。他一再告诉我他没有感到被冒犯，相反还觉得这个场面很有趣。在我离别武汉去北京档案馆之前，彭先生用一张精美的宣纸及秀丽的汉字亲笔赋诗一首送给我。我想这就是老一辈中国学者的风范吧。这首诗描述了中西方的友谊，我的武汉之旅和我在汉口研究上的辛勤耕耘。他还提及了我在家中喝着啤酒遥望东湖的一幕。现在这首诗还挂在我学校办公室的墙上，时时让我回忆起三十年前的武汉之行”。罗威廉还谈到了招收彭先生的孙女彭涓涓为博士研究生之事，说：“如同她祖父一样，她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经济史学生。每当我碰到她及读到她的文章时，总让我回忆起彭先生以及他在多年前对我的热情帮助”。彭涓涓的本科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就读，原非历史专业。有一次，我与李伯重教授谈及此事，伯重兄有点吃惊，说罗威廉从不招跨专业的学生，我将其中缘由相告，伯重兄释然。

梁承邺为梁方仲先生哲嗣，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在回忆文章中既谈到了彭家与梁家的交谊，也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学术史料：“在社会科学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期间，彭伯伯与先父虽不是同一研究组，但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却都以财政史为主，只不过其着力的时代有所偏重，一是清季和现代，一是明代为主。大概是这样的缘故，他们经常磋商、研讨，甚至进行合作研究。彭伯伯在社会科学所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便是1943年出版的《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与陈鹤梅等合著）。在该书的前言中彭伯伯等曾有对先父致谢的言语（陈锋按：陈鹤梅即陈友三。“前言”即绪言所称：“笔者等于民国三十一年春进行川省田赋征实调查，承川省府及各县办理粮政田赋人员惠赐资料，提供意见，又本书草成后曾承陶孟和、梁方仲、丁文治三先生详细校正”）。为了使今人对该项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其结果有更深更具体的了解，不妨照录如下一段至今尚未披载的珍贵史料：‘各省田赋征实与粮征购之研究。民国三十年所施行之田赋征实与粮征购两大政策，为我国适应战时需要而行之财政上之一大兴革。本所鉴于此两项之重要，乃于三十一年春，值各省三十年度征实、征购已见结果之际，开始在川、湘、黔、桂、赣五省试作调查。调查之主旨，在以学术立场考察粮征实施对军粮、民食、粮价、政府收入、人民负担诸方面之影响，重在政策之研究，兼及政策相关联之机构手续问题。参加是项者，计有本所同人梁方仲、丁文治、彭雨新、陈鹤梅、陈思德（以上担任川省调查），刘隽（湖南）、严中平（湘、赣两省）、林兴育（黔、桂两省）等八人。此外向贵州省政府借调张馥庄君临时参加黔、桂两省调查工作……’”。梁承邺所引用的材料，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的写作缘起，以及以调查为获取资料的研究特色。梁承邺还谈到，本科就读于武大的叶显恩、鲍彦邦之所以能成为梁方仲先生的研究生，也与彭先生的推荐有关。叶显恩老师也曾经告诉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即是彭先生指导。

刘志伟教授也是与彭先生接触较多者，志伟兄在为纪念会议提供的论文《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附记中说，“武汉大学要举行纪念彭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陈锋兄希望我写一点纪念的文字，我本来也非常希望写一篇小文表述缅怀彭先生之情，无奈几个月来一直被各种事务缠身，没有能够如愿。于是，翻出了这篇记录了在我求学道路上亲沐彭先生教泽的旧稿”。所谓“亲沐教泽”，是指为了编写国家教委委托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教材，志伟兄来武大修改宋代至清朝部分，“一边向彭先生请教，一边着手修改整理稿子。我每隔一两天就到彭先生家里，向他汇报稿子各部分的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再回住处修改文稿。本来我个人负责执笔的是北宋部分，但明清赋役改革部分的稿子彭先生提出要我重写。为了能够把握好彭先生对明清赋税制度的学术见解，我和彭先生就明清财政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我当时写了一些关于清代财政问题的笔记，向彭先生请教。其中关于清代财政管理的中央集权体制，我写了一篇稍长的文字，呈给彭先生请教，得到彭先生的认可，我再按这篇文字的基调去改写相关的文稿，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了教材书稿的修改任务”。这篇《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就是志伟兄说的在武大期间专门写的较长的文字。彭先生也曾多次在我们弟子面前赞扬刘志伟、陈春声，后来也在给我的一封教材编写的信中说：“刘志伟、陈春声两人写的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经过长期周折磨练之后，获得这样的成果，这是我自认为值得安慰的事。特别是刘志伟通过这次编书（他也同时教这门课），有着很大的提高，将来必将更有发展，更令我欣慰。梁方仲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对他的学生有所帮助，也就心安理得了”。另据志伟兄说，彭先生不但专门去中山大学主持他们的研究生毕业答辩，在他晋升教授时，也专门写了评价至高的推荐信。

同门刘克祥、陈均、姚会元、李隆昌、张建民、熊元斌等写的回忆文章，也多可观，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集的出版及彭先生的研究起始和研究特色

在彭雨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和建民兄已经有出版彭先生文集的想法，但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文集的条件。在2012年的湖北省政协“联组”会上，我作为省政协常委，代表“九三学社界别组”发言，提出设立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回应说：“各位政协委员都是行业精英、领军人物，发言都很专业。比如陈锋同志，……他讲到资助学术著作出版的问题很内行。湖北是文化大省，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均有明显优势。对于纯学术著作，不能按市场规则出版。有些学术著作可能只印刷几千册甚至几百册，市场效应有限。但这些著作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科研成果，不能简单地以发行量、经济效益来对待和衡量。我们要研究财政经费补贴学术著作出版的问题，比如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学术鉴定委员会，经过公正评审，真正把财政经费用于补贴那些精品学术著作的出版”。

2012年，省委主要领导对笔者在政协会议上相关建议的回复

2013年，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管理的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设立，每年有2千万元的经费可以动用。由于我当时兼任省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彭先生又是我的老师，为了“避嫌”，尽管彭先生的年资和学问都很突出，也不便最先提议立项。在最初两年，《章开沅文集》和《冯天瑜文存》先后立项。之后，《彭雨新文集》在评审专家的支持下，得以立项。《彭雨新文集》的编选也提上日程，由我提议，专门召开了文集编选以及分工协作的会议，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彭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张建民、任放、杨国安、王美英、周荣、徐斌、洪均等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文集编成，并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的具体操办下，《彭雨新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彭雨新文集》分为：《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县地方财政》、《清代土地开垦史》、《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财政史论稿》、《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稿》等卷。本来还计划将彭先生的手稿、信件、笔记等专门作为一卷影印出版，但由于原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战时粮食问题研究》几次寻找没有找到，一些保存下来的信件、笔记又涉及到一些人事，最后和建民兄商量，影印一卷的计划作罢。

在《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建民兄曾经整理了《彭雨新先生主要论著目录》，此次编选文集，又有新的补充，如《征兵制实施方法的商榷》，系从《民意周刊(汉口)》（第48期，1938年）中搜集补充。另外，又搜集了部分未刊稿，如《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历史意义》、《论鸦片战争前广州地区棉纺织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从旧中国的外债看帝国主义“援助”的性质》、《西康财政概述》、《建国前夕边疆少数民族残存的古代社会制度的剪影》等。另外，《清代关税制度》一书，由于篇幅较小，不作单独的著作，收录《中国财政史论稿》之中。在整理过程中，只对明显的语句错误作修正，尽量保持原貌，一些统计表格中的数据，间或有分目与总计的数字不合，由于是调查统计的数据，已经难以核查，也一仍其旧。希望读者谅解。

由于彭先生出身于财政学，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研修过经济学，其著述中所表现出的财政学、经济学理论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如在《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中谈到“解协款制度”时即说：“解协款制度之推行，隐有现代财务行政之岁计制度作用在内。岁计制度是以年度预算为基础，以审计方法稽核收支动态，以决算表示全年度收支静态结果”。其条分缕析的实证研究的严谨学风，也为学术界所熟知，毋庸多言。笔者在《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纪念彭雨新先生百年诞辰》一文中，已经从“中国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的研究”、“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三个方面，概述过彭先生对中国财政经济史的贡献，也不再赘述。在这里，只对彭先生的研究起始和研究特色进行归纳。

1941年，彭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当时被分在财政史组，按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1941.1—1943.12的“工作报告”（工作计划），该所的研究分为经济理论、社会经济史、一般经济、工业经济研究、贸易研究、金融物价、财政粮政、行政研究八个方面，其中财政史组的财政粮政研究计划，“含地方财政研究（严仁赓、彭雨新），我国田赋制度之改进（丁文治）、资本问题（陈鹤梅、陈思德）、各省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之研究（梁方仲、彭雨新、陈鹤梅、陈思德、刘隽、严中平、林兴育）”，此后的研究计划，彭先生又被指定为进行中国税制研究，彭先生承担的任务最初即是地方财政和田赋征实以及税制研究，这种“分派”式的研究，事实上奠定了彭先生一生以财政史研究为主的研究路径。又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所特别强调和重视实地调查（这当与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并有关），彭先生早年的著作也体现出田野调查、调阅地方档案的特色。

彭先生在1943年3月所写《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的“绪言”中说：“笔者等于民国三十一年春进行川省田赋征实调查，承川省府及各县办理粮政田赋人员惠赐资料，提供意见。又本书草成后，曾承陶孟和、梁方仲、丁文治三先生详细校正”。在1943年9月所写《县地方财政》的“前言”中说：“笔者近年从事各省地方财政调查，就已搜集之资料加以整理，将县地方财政演变情形以及现行制度概况，分述八章。……本书之作，承本所所长陶孟和先生指示进行方法，予以各省实地考察机会，获益良多。文稿经陶孟和、梁方仲、徐义生、巫宝三、吕恩来诸先生加以指正，方仲先生尤多启迪教益之处，至所感激。笔者近年实地调查，承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及川、黔、湘、赣、桂、粤各省省县地方财政机关多予方便，俾获详询实际情形、借阅有关档案、重要资料，得以搜集略备。又一部分资料，系严仁赓先生历年调查所得”。两本书的写作缘起，均特别提到了实地调查以及阅读地方档案，也提到所内有关先生的指教。并特别提到严仁赓的先期工作。《县地方财政》出版后，严仁赓专门写了书评，认为，《县地方财政》的出版，意义重大，“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最早开始研究我国地方财政当中的一个，而同时又是当中最有成绩的一个。而且内移以后，研究调查还能始终不懈，未曾间断。……其次，这本《县地方财政》，又不独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地方财政的第一本整本的著作，同时它也不愧是研究地方财政整个领域里面的头一本著作。它在今日出版，可说为学界放了一个异彩，一部分也应了我们多年的期待和殷望，我们焉能不对它加以特别的重视。……本书著者彭雨新先生，从二十九年起，参加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地方财政研究，曾先后在西南各省调查，经验相当丰富，工作尤最努力。这本书由他来执笔，也不啻使他几年来的辛劳，获得了一份高的代价”。严仁赓早年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有《抗战四年来之地方财政》、《中国之营业税》等论文，1941年赴美。1946年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转而研究世界经济，所以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中的地位不显。

彭先生的有关研究特色，可以归纳出几个方面：

第一，对经典作家的论述灵活运用，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进一步分析。在《略论清代苏松农田水利修治的经费筹措》中，注意到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公共工程的职能”的提法，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公共工程，指的是农田水利。农田水利的设施，既要保持经常性的灌溉，又要保证洪涝时的排水。有了这样的水利设施，才可能农业上旱涝保收，在这基础上加上人工施肥以提高土地的沃度，这就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国家政权不能不执行农田水利修治的职能；忽视了这一点，水利设施的荒废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衰落”。在《鸦片战争前夕我国社会经济的概况》谈到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欧洲中世纪）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自家所需用的全部物品：工具、衣服以及生活必需品”说法时，认为：“—般说来，无论农家人数多少和耕地面积的广狭，都可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副业，组织家庭劳动力，进行耕种以外的生产。从七八岁的小孩以至白发的老年人，他们在按性别与体力的原始分工的基础上，分别担任各项内外的工作。在农忙的时候赶赴农事，在农闲时节进行手工业生产，或是白天操作耒耜，晚上动着机杼。男耕女织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业与家内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同时，种田与副业的配合，又是动员家庭劳动能手以求达到自给自足的途径。在粮食生产不够自给的情况下，通过出卖手工业或其他副业产品以换回粮食，这就使手工业或副业生产成了粮食自给的补充手段”。在《鸦片战争前夕我国社会经济的概况》中引用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后称：“同时，地主阶级也发动武装力量对起义的农民进行镇压。我国历史上每经过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一面是地主阶级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一面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由于经过战争，土地荒废，地价跌落，农民们较易获得自耕的土地。同时新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其统治，也往往釆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及自耕的措施。但一当经济逐渐恢复的时候，地主、商人、官僚、高利贷者，他们又复进行各方面的残酷剥削，大量兼并土地，从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致农民不能安生，不得不爆发另一农民起义，导向历史的又一进程。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正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在老一辈史学家中，学习经典作家的论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灵活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分析，则可以看作他们那个时代的“活学活用”。

第二，比较注意历史的回溯和宏观归结。彭先生在研究明清财政、经济、社会问题时，大多有历史的回溯和宏观归结，如在《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说：“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体制问题，一向未受到重视。这个问题在唐代中期曾经提上日程，当时某些突出的方镇势力，为了扩充军事力量，将当地田赋收入大量留用，并在所属州县新增赋额。至宪宗时（806—820）情况有所改变，形成了‘上供’（供中央）、‘送使’（归节度使）和‘留州’（留给各州）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实际上是‘起运’到中央的占三分之一，‘存留’归地方的占三分之二。以后‘上供’部分连三分之一也保不住了。本来，从秦汉开始，无论军事、财政早已加强中央集权，经三国、南北朝的分裂，至隋唐而复归集权。由于唐代天宝之乱所形成的半分裂局面是不正常的，因而财政上的划分也是不正常的。过了唐末五代以后，宋、元、明、清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全国财政收入首先是为了满足中央需要。因此，作为‘维正之供’的田赋应尽量地由地方起运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京都，只很小一部分存留下来供地方开支。但是‘起运’‘存留’并不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界限”。

在《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官绅地主阶层有总体的论述：“在中国封建社会，官绅地主阶层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拥有与一般地主不同的经济势力。一般地主都通过占有大面积土地攫取地租收入，但他们与其他小土地所有者一样要按规定向国家纳税服役，而官绅地主则以本人在官的原因，免除本人及其全家服役。由于全家免役，于是一些企图逃避徭役的戚族人等将他们的家口连同家产一起寄托在官绅名下，成为受官绅荫庇并被任意支配的客户，这种依附关系受到国家政权的允许和默认，每当一个朝代赋役日益繁重的时候，这种避役的依附趋势便暗中增长。这样，官绅地主家族的势力日大，国家统治的基础便日益削弱。本来，封建政权是官绅地主阶级利益的总后台，但是一到官绅私家势力发展到足以威胁国家政权继续维持的时候，便不能不对官绅阶层有所抑制”。在《王船山的赋役论及其思想体系》中，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特征概括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保持，意味着封建经济的稳定；小农经济的破坏，意味着封建经济的危机。小农经济包含着两个内容：一为封建主土地所有下的佃农经济，一为农民小土地所有下的自耕农经济。在这两者之中，佃农遭受地租剥削，生产上得不到发展；自耕农则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所以，自耕农比例的增大是封建经济趋于繁荣的征象；反之，自耕农比例的减小则是封建经济趋于衰落的时机。至于进一步追问自耕农的比例何以减小，唯一的答案是土地兼并”。在该文中，对“重农思想”也有独到的见解：“重农思想是儒家‘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言‘王道’，对理想的小农经济作了细致的描绘。试看他所说的‘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五母鸡，二母彘’，‘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加上‘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在井田式的农村公社之中，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种‘王道’，实质上是儒家浓厚的伦理观念与朴素的民主因素的混合，同时也是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的现象，儒家的‘重农’只成为纸上空谈而已。另一方面，封建统治政权在‘重农’的虚幌之下，实行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的简单再生产不可能继续维持，从而封建经济进入危机之中”。

在《鸦片战争前夕我国社会经济的概况》中对中国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有如下归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成为残酷剥削农民和压迫农民的统治阶级。在欧洲，封建领主通过各种特权关系以占有土地，国家的法令不许土地自由买卖，并订有长子继承法以限制土地的分割。地主阶级的特殊地位，不是一般平民所易越取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同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西欧不同之处。中国从战国、秦、汉以来，土地买卖早就开始，以后各朝代，虽法令上偶有某些限制（如占田均田等规定）以及习惯上有某些拘束（如卖田先卖给同姓房族及卖者有赎回权利等），但一般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地价随时变动。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移转，因而土地也可作为债务的押品，作为遗赠的财物。中国一般人民没有长子独立继承土地所有权的习惯，而是多子分承，把土地加以分割。在自由买卖与遗承分割之下，土地一面集中，一面分散，阶级分化与社会经济的变动因之而呈复杂现象”。

在研究明清历史问题时，对先前的历史问题进行回溯和归结，不但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映现出对整个传统社会发展脉络的恰当把握。

第三，善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高度概括和分析。在《清初的垦荒与财政》一文中，对复杂的“屯垦”系统有言简意赅的概括：“屯垦是全面垦荒生产的一部分。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军粮和官府粮食需要，调集一部分军队，或组织一批劳动力，从事垦荒生产，叫做‘军屯’和‘民屯’。军屯、民屯既供应粮食的迫切需要，也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意义”。在该文中又揭示了“屯租”与“民赋”的界限：“屯租与民赋的意义是不同的。屯租建立于国有土地的性质上，屯民向国家交纳屯租，纳了屯租不再交纳田赋。在屯田制下，屯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有时官府为了鼓励屯垦，也承认屯民对所垦地有所有权，但不许出卖，因此，这种所有权仍是不完全的。屯租改为纳赋之后，不论官府是否明确承认纳赋人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不再强调国有土地性质，时间既久，土地买卖的事实也就发生。这些土地成为私人所有，和一般民田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民屯制的变化”。这段话相当重要，即指出了土地所有权的不同以及“屯租”与“民赋”的不同，也揭示了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以及“屯租改为纳赋”亦即“租”“税”的变更。顺便提及，彭先生的《清初的垦荒与财政》发表于1978年，是“文革”结束之后史学届最为重要的长篇论文，《武汉大学学报》分两期连载，后来研究屯田以及土地开垦者多所引用，但也多有不遵守学术规范，引用而未注明出处者。对于“租”“税”的关系问题，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谈到，如《清代四川和东三省土地开垦中劳动力的调动》称：“清末（东北）的放荒，性质上是国有土地（或者是满清皇族的土地）对农民的出租，皇朝是大地主，千百万农民是皇朝的佃农。押租钱（或荒价）所起的作用是永佃权的保证，农民交了押租之后，可以长期耕种下去。但只有租用权，而非‘永准为业’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交纳了押租钱及经费钱之后，必须从起科的年限开始每年照额纳租，租金比一般私租为轻。清廷所采取的剥削手段是重押轻租。……对开垦后自耕农的课税或对永佃制下的农民收租，性质上都属于租与税的合一，即纳了税的不纳租，纳了租的不纳税”。“租”与“税”的问题，是税收学和税制史的重要问题，不可不察。

在《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一文中，对清代的边防、省情、协拨（协饷、协济），进行了概要的揭示：“协饷制度是清代军费拨款中逐渐形成省际军饷协济的起运制度。……如同明代以九边为军事重镇一样，清代的边防着重东南的广东、福建，西南的广西、云南、四川、贵州，西北的甘肃（包括宁夏、新疆等地）和陕西。这些省有的原是贫瘠省份如甘肃、云南、贵州，有的正在进入自给但仍不充裕，它们在一定时期甚至是长时期有赖别省的财政接济。这时候中央对各该省的财政收入有必要加以重新调整。所谓重新调整，不是将财源在省际间转移，而是将岁入额在省际间转拨。为此，中央必须掌握各该省具体库存现金数，然后不致指拨落空。春秋拨制度保证了这种指拨的实现”。清代的“协拨”制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里用寥寥数语即解说清楚。

第四，对一些多面向的问题进行辩证论述。在《清代四川和东三省土地开垦中劳动力的调动》一文中，对土地开垦与移民的关系有如下论述：“招徕流移，实际上是劳动力的调动。不过这种调动，仅凭统治者的发号施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同时有劳动者一方的积极行动，乃能见于实效。同时，如果仅有劳动者一方的积极性而无统治者一方的对应措施，那也只是徒然。在统治者看来，招徕流移的主要目的：一是安流民以弭盗，二是报垦升科。而在劳动者看来，则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土地肥瘠问题，垦地产权问题，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问题，赋役负担问题等等，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途径，垦荒的进行才能顺利，劳动力的作用才能发挥，社会生产力才能向前发展”。在《清代土地开垦史》一书中，对土地开垦与财政的关系也有精当的论述：“土地开垦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是封建国家财政的根源，这两者的关系应是前者居第一位，后者居第二位，只有生产得到了发展，财政才有充裕的可能。然而封建政府之推行垦政，首先重视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农业生产。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田赋，田赋提供了大量的货币和粮食，保证了国家军饷军需和官俸、禄米、工食的大量需求。田赋一旦缺少，封建王朝立感窘迫；特别是当一个新王朝初建的时候，战争尚未停歇，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时田赋征收十分困难，军费支出急不可缓，新政权为了维持统治，不能不将土地开垦放在各项政务的首要地位。封建政权着眼于财政收入以推行垦政，也就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但是，首重财政与首重生产，两者毕竟不同。首重财政，则政府对农民开荒，只图急于开征，急于重课，农民未获垦种的丰收，先已受到催征的逼迫，他们甚至无法继续生产下去，已垦复的土地又复抛荒，已回归的亲人又复离散”。历史问题哪怕是具体的类项，也往往有不同的意蕴，也往往涉及其他，由此及彼的阐发，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五，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善于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解释。在《清代关税制度》中，指出了晚清海关在政治上的特务活动以及“特务网”的问题：“海关分布全国，事实上是外国在华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特务网。外国侵略者在决定它们的对华侵略政策时先要获得中国方面的详细情报。海关就是对各侵略国家供给各种情报的机构。……无可否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籍的税务司，也将中国情况报告于各该国政府。本来，各国派有公使驻在北京，与各该国驻在中国各商埠的领事，早已形成政治上的情报组织，再加上海关洋员的分布，就更为深入而严密。当然，它们的活动，又是与传教士、游历者及外商等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海关的“特务网”及情报机构的问题，是彭先生首次明确提出。

在《从清代前期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的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对苏州纺织业中被雇机匠的工资的“计日受值”提出了看法：“事实上当时的‘计日受值’，也不可能不按‘工’来计算。……各种不同的工匠，技术有易有难，有高有低，不可能同是一样的工价。当时也没有‘劳动日’的制度，每日劳动若干时没有共同的规定，所谓‘计日’，不可能以时间来计算。只有把种种不同的织造技术，规定制成品若干单位为一个标准‘日’，然后‘计日受值’。这样的‘计日受值’实质上是‘计工受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一时风尚，不管“资本主义萌芽”是否是“伪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在彭先生参与讨论的几篇论文中，还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见解。

在上世纪40年代的论文《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中，已经关注到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形成以及民国初年的延续问题：“我国省财政独立地位之形成起自清末。清代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各省财政实权，已随练兵筹饷之扩展，隐然聚于督抚之手，创办厘金，劝捐加课，多由各省分别举办，一纸奏闻，各项报销，已成有名无实。光绪中叶以后，对外战争几次失败，赔款偿债仰赖各省，筹解摊缴，办法益见纷歧。是后举办新政，筹备自治，地方收支自行经管，迄至宣统年间，办理各省预算，省之收支自成财政单位，隐具独立意味。民国改元以后之国、省财政错综关系与此段历史为一贯之延续”。这一论断，一直影响着后来学者的相关见解。该文又提出“内销”与“外销”问题：“咸同以后，督抚专政，各项报销之如何编造，以督抚意旨转移，布政使司未必尚能据实汇编，或敢指出不尽不实之处，以与督抚相争持。自咸同军兴以后，各省财政收支内容，与原来报销制已不相吻合。收入方面，原来报销内容，仅为地丁、常关税、盐课三项，咸同以后，各省抽厘劝捐以应军需，此种收入原出临时办法，其用途不能预定，亦无一定款额之限制。……故当时报销，一部分系造报以达中央者，谓之‘内销’，一部分系不造报者，谓之‘外销’。外销之款，固非中央所能知悉，内销部分，则又因根据成案，在‘则例’或‘程式’之限制下，造成一套假账以欺中央。原来各项‘则例’或‘程式’，其中款项价值，定自远年之订制时期，与后来情形迥不相合，而外省造报，非依此程式，必干部驳，故不能不捏造虚言，期符成案，即使依限造销，而所报全非事实”。这种“内销”与“外销”的解释，也非常精当，为后来论述此问题者所沿袭。

三、彭先生的语言风格与诗词才情

历史研究固然有其“固化”的学术语言，但高明的写手一方面会在繁杂的史料引证基础上进行明晰的归纳，使读者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又善于使用非常形象的艺术化语言，使读者受到感染，加深体会。应该说，彭先生具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以《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为例，在谈到地方经费支出时说：“除了养廉、部费、饭银几项外，其余属于州县的各项支出都是芝麻绿豆之类，而且前后若干年极少变化”。将州县的微末经费支出比喻为“芝麻绿豆之类”。在谈到“耗羡银”时说：“耗羡银关系到大吏以至小吏们的俸额利益，所以他们又十分关切，于是一纸奏文之后，变不合法为合法，变贪政为廉政，赢得朝野上下，欣然皆有喜色”。将官员的耗羡银收入描绘为“欣然皆有喜色”。在谈到“协饷制度”时称：“至于协饷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春秋拨，有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这只能是大一统国家的财政统筹，是起运存留体制的活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理财看作是一种艺术当是可以的”。将协饷制度视为一盘棋局，“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同时将理财视为一种艺术。

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如《清道咸年间田赋征收的严重弊端》，谈到对“钱粮亏空”的清查时说：“（嘉庆年间）因州县亏缺钱粮而采取如此严厉的处分，是以前所罕见的。但是，州县地方官与上级司、道、督、抚，平日保持着贪污通贿的勾结关系，一旦朝廷追究钱粮亏空，州县官自然采用挪甲抵乙的一贯手法以自弥缝，或推称积欠在民，正在催追；司道督抚又多方给以掩饰搪塞，使之免受处分，于是严如秋霜的法令成了一纸空文”。这里，既用了排比，也用了修饰。在《论鸦片战前广州地区棉纺织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谈到“为什么商人资本不能在这棉业发达之区唤起旧生产方式的革命”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归根结底是由于商业发展的水平不够；而商业发展何以不能更加前进，则是在于商品销售市场的受限。当时就全国棉布市场来说，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境界，每一地区对于从外运来的棉织品具有很坚强的抵抗力量，商人资本不可能在棉织品的贩卖上开创一个新的市场，因而它就不可能以巨浪般的力量冲破自然经济的最后障碍”。这里，既用了递进句，又有形象的比喻。在《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的原稿中，有“今当梁（方仲）先生八十寿诞之期”撰写此文，“操布鼓于雷门，愿与梁先生的弟子们同声相应”之语，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之时，被删掉了。“操布鼓于雷门”，自然是彭先生的自谦之语，“与梁先生的弟子们同声相应”，则含交谊和期待之情。

写诗填词、友朋唱和，是彭先生那一辈人的才情雅趣，后来者大多不及，或成绝响。彭先生有随时吟诵的习惯，刘绪贻先生曾说：“彭先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也是我的兴趣，工作之暇，他常常赋诗填词，送给我欣赏并求和”。可惜彭先生的诗词旧稿已经难觅，不能辑录成册。在刘绪贻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彭先生的几首七律和七绝，其一为《春节前新居瑞雪》：

玉树银花一万重，漫天瑞雪兆年丰。

喜将新屋连琼宇，坐看青山拥素封。

伴得高松耐寒岁，迎来两袖有清风。

归家儿女逢春节，杯酒倾谈意兴浓。

送请邻翁刘公指正，诗中“高松”二字即指邻翁阜德之意。

这当是1980年彭先生搬入位于珞珈山麓半山腰的北三区25栋，恰逢春节将届，家人聚会，那一年的雪又下的特别大，积雪一尺有余，满山素裹，有感而发。

其二为《七绝·记事二首》

燕燕莺莺闹宇寰，春光不让老人闲。

名花虽有倾城色，白发何曾得驻颜。

白发斑斑不改颜，客来客去一偷闲。

楼台不负时光好，共对名花换笑颜。

此诗注明“绪贻翁正之，雨新即日”，未署具体的日期，写作时间当在1981年春，彭先生已年届70，仍然为历史系七七、七八级等授课，学生登门求教，友朋来往不绝，住处环境优雅，彭先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其三为《消夏偶吟呈刘绪公》：

半安半逸讬山庄，消夏阴多风亦凉。

对镜方知春去远，贪眠转觉夜来长。

成文一稿常三改，入水轻游许自强。

且问邻翁刘仲子，为何斗志倍昂扬。

此诗的写作时间为1981年初夏，“且问邻翁刘仲子，为何斗志倍昂扬”，既有诙谐赞叹刘先生精神矍铄、文思敏捷之意，也有唱和之请。“成文一稿常三改”一语，也道出了彭先生的为文谨慎。但据我所知，彭先生在正式写稿时，是用复写纸一式三份，并且每天标好页码写500字（有一次彭先生指着正在用武汉大学的方格稿纸写的稿子对我说：“你看，我是每天先标好页码的，每天500字”。我说：“我年轻精力好，以后也标好页码，每天2000字”），一次成稿，并不轻易改动。所谓的反复改稿，当是在酝酿准备期间。

其四为《谨和叶老（叶剑英）八十抒怀》：

八秩奇翁数废兴，南征北战降天人。

进军百旅如飞虎，杀敌千锋若扫尘。

左袒安刘真柱石，神州巩固不沉沦。

黄昏云气蒸蒸上，夜景苍茫月色明。

这首和诗不知写于何时，但表现出彭先生对时势的关切。“左袒安刘真柱石，神州巩固不沉沦”之句，恐怕也有深意。

彭先生作诗迅即，并不作过多的斟酌，在为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十周年庆所作题诗“敢将典籍付爬梳，百代箐英汇石渠。秦火不焚云梦简，鲁琴犹奏壁中书。激扬文字千钧笔，管领春风万丈旟。共道洛阳花似锦，怎知纸贵独愁予。”我正在现场，彭先生略作沉吟，用毛笔一挥而就。可能是彭先生认为，诗为心声，有感即发。

彭先生也有写诗赠与学生辈的习惯，在我本科未毕业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查阅钞档，欲游览长城时，彭先生在经济所的办公室用圆珠笔写下“壮行”诗，不知夹在那本书中，翻检不得。上述罗威廉离汉之时，彭先生也有诗作书法相赠。彭先生离开武汉在天津期间，也有诗作寄回武汉，据陈钧老师（陈老师为师兄，由于是彭先生“文革”前的学生，一直以“老师”称之）《忆恩师》载，“1992年受到恩师寄来全家福照片一帧，照片后作有一段文字及诗一首：八十生辰喜接陈钧好友寄来新著一本，近照一帧，作芜诗以答盛意：良朋久别意绵绵，千里音书一雁传。新著喜居添筑垒，羸生愧我废耕田。高楼南望难归也，泽畔行吟每惘然。盛世欣逢十四载，小康正待二零年。老妻举酒陪欢笑，儿女蒸糕作寿宴。赢得白头慵对镜，此生忧乐究何缘”。彭先生的全家福以及先生与师母八十寿辰的合照也同时寄给了我和建民兄，照片后面也有题诗，诗作系赠陈钧老师诗的“节本”，有“良朋久别意绵绵，千里音书一雁传。高楼南望难归去，泽畔行吟每惘然。盛世欣逢十四载，小康正待二零年。老妻举酒陪欢笑，儿女蒸糕作寿宴”之句。正映现出彭先生当年的心情，至今捧读，一读一泫然。

2023年12月14—18日于百研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