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雨新先生是著名的财政经济史专家，湖南浏阳人，生于1912年10月，今年（2012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回忆先生的音容笑貌，恍在昨日。先生之学问，自成一家，博大精深；先生之为人，谦让退避，高风亮节。故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题，撰写本文。第一部分，略述与先生的交往和问学，第二部分，概述先生的学术成就。

彭雨新先生，1988年珞珈山寓所

彭雨新先生与饶师母，1992年彭先生八十华诞

一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我于1978年3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当年的武大历史系名师云集，一些著名的学者都讲授过本科生的课程。但起初我并没有想以历史研究作为本业，而是热中于写历史的通俗读物，先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祖冲之的故事》、《铁笔写春秋》(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的故事)、《康熙的故事》等小册子。所以错过了聆听一些名家的课程。在本科读书的最初两年，没有听彭先生的课，也没有见过彭先生。1980年，我开始写作《康熙的故事》，对清史发生浓厚的兴趣。1981年初，选择本科论文时，决定在清史范围内选择。

当时的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赵学禹先生，他告诉我，如果选择清史，系里彭雨新教授最为著名。我既然对清史感兴趣，也就希望有名师指点。彭先生既然精专于经济史、财政史，我也就把毕业论文限定在清代经济史、财政史方面。不巧的是，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同学选定彭先生作指导老师，据说，限于名额，彭先生已不可能再指导他人。但我也不想轻易改变初衷。我所能够做的，是自己选定论文题目，自己摸索着查阅有关资料。在经过相当的准备后，我大着胆子贸然到了先生府上向彭先生请教，时间大概是樱花盛开的时节。

当我说出毕业论文题目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后，彭先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我一边讲论文的构想，一边不断的从一个军用书包里向外拿抄写的资料，还不断的说着这些资料说明什么问题，那些资料说明什么问题。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我在讲，只有我问彭先生时，先生才做出解释。最后，彭先生问：“谁是你的论文指导老师”？我说：“还没有老师指导”。彭先生说：“我做你的指导老师怎样”？我说：“就是希望您能指导我，听说您已经指导了两位同学，不好直接提出来”。就这样，很幸运的，彭雨新教授成了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过了两天，管学生的副书记刘秀庭老师突然找我，问我想不想留校当老师，我感到很奇怪。原来是彭先生向系里提出，留我做他的助手。就是一次简单的谈话，决定了我和彭先生的师生情缘。老师与学生之间这种基于学术的关系，对学生向学的厚爱，让我铭感终身。那时人际关系的单纯，也至今让我感叹，现在说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谈。

1981年6月初，彭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查阅钞档，半个月后，彭先生来信。由于几次搬家，加上我几次到日本访学，家中失盗过，很多来往信件都丢失了。这一封信可能是与我的研究清代军费的手稿和资料在一起，保存至今。从中可以看出彭先生对我学士学位论文的指导，也可以领会到一个名教授对一个本科生的认真态度。信的原件如下（信上打的两个黑勾记号，是我当时看过信后所打）：

信中说：

来此已半月，看了两本兵部康熙年间兵马钱粮奏销册。这些奏销册都属“内销”，即按营制和规定的俸饷银和米粮额于年终按月将支用数列报，并将粮饷分拨额逐笔列出。至于作战用费乃属“外销”，无一定的规例，不见于一般军饷的奏章。从已看的两本江苏省兵马钱粮奏销统计册，其中有关当时筹措军费者有下列各项：

一、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在江南省实行过“乡宦加征地亩银”（包括征银和征米），原案为“军需方虞，康熙十五年官户加征地亩”（文件内容未见到），有些县征至十八年份。

二、康熙十七、十八、十九年曾实行过裁减某些冗费，将所裁银两移作军费。如：“请裁可缓等事案内裁款银”、“合计天下财用案内裁款”、“请旨裁袍船水脚银”、“奉上谕裁祗应、库斗等银”、“酌议捐省等事案内裁款银”、“酌议捐俸等事案内款银”、“酌停运河等事业（案）内裁款银”、“请旨酌量等事案内裁款银”“奉上谕裁操赏银”等。从这些名目所能移作军费的款额虽不多，但也能说明筹措军费的急迫。

三、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举办捐纳，某些州县规定“文童”（秀才）每人纳捐100两，另有监生纳州同银每人150两，监生纳州判银每人120两等等。

…………

来京后和一些老朋友商量，他们认为这里所抄存的财政史档案最丰富的是田赋史部分，共有九十九本，因此决定以清代田赋为范围。明日起将有三个人抄写这一部档案，他们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小青年，从选材、标点以至校对，都必须亲自解决，剩下的时间便看奏销册。

该信非常具体的指明了研究“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对档案的运用。彭先生当时并没有研究清代军费的计划，完全是为了我的毕业论文了解相关档案。我当时可以说对清朝档案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彭先生的指导，完全没有路径可寻。后来（1981年12月1日）彭先生在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评语中说的“史料较为充实，其中一部分系第一手资料”（见下），“第一手资料”即是对档案的运用。信中后部分所说的抄录档案，即是后来出版的《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之一部分资料来源。

接彭先生来信后不久，即是暑期，我便赴京围绕着本科毕业论文查阅档案。由于彭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经济研究所为彭先生提供了一间工作室（兼住宿），三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也在这间房子里抄录档案，可以说相当挤，但在当年，已经是很不错的条件，据彭先生说，三个人的抄录费用，也由经济研究所出。我在经济研究所抄录档案的一段时间，见过一些名家，见面最多、交谈最多的是李文治先生。可以感受的到两位先生有非常深厚的友谊。

我当时本科未毕业，连初出茅庐都谈不上，也许正因为彭、李二位先生的友谊，李先生对我非常好，李先生知道我的毕业论文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提出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清代军费，二是清代盐政，三是清代漕运，并说军费和盐政以前学者研究的较少，他在解放前写过清代漕运的初稿，如果我感兴趣，将来可以合作，如果研究军费和盐政，彭先生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说希望研究以前学者研究较少的课题。这正是我后来研究军费和盐政的最初原因，也正是1986年为《清代盐政与盐税》的出版，请李先生题写书名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李文治先生题写书名，彭先生作序，当是该书能够于1988年顺利出版的重要原因。

李文治先生的信函及为拙著题写的书名

李文治先生的信函写于1986年10月16日，因为时已久，多有脱色。信函称：“承嘱写书签，既惭愧又感谢，惭愧者，毛笔字久已生疏，且恐有辱大作也。但又不能不写，兹随信寄上，请您（你）斟酌。我的意思，如能找到合适的人代写，我所写者请作罢论，千万千万”。字里行间体现前辈学者的谦谨。所谓“毛笔字久已生疏”者，听彭先生讲，李先生的书法本来就很好（《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刊名，即为李先生所题），所谓“不能不写”者，应该主要是碍于彭先生的友谊。李先生随信寄来的题签，有竖写和横写几幅，并有“李文治题”字样，出版社制版时，可能由于设计的原因，没有照录，但在封底作了注明。也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我破格晋升副教授。

也许为了感谢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拙著，1989年初，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来汉，彭先生设家宴予以招待。当时由我作陪，还记得当时师母做了六个菜，但由于他们平时吃的少的缘故，菜量很少，我都不好意思多吃，师母还不断的说“多吃点，多吃点”。适逢中州古籍出版社十周年庆典，彭先生专门题词庆祝。

1989年，彭雨新先生为中州古籍出版社十周年庆题词

该题词为彭雨新先生自作诗，诗曰：

敢将典籍付爬梳，百代箐英汇石渠。秦火不焚云梦简，鲁琴犹奏壁中书。

激扬文字千钧笔，管领春风万丈旟。共道洛阳花似锦，怎知纸贵独愁予。

在北京期间，彭先生带我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称“明清历史档案馆”），那时档案馆刚刚开放，如果没有彭先生的介绍，应该是很难的。在北京看过一段时间的档案后，我提出去看长城，彭先生说他要抓紧时间查阅钞档，但鼓励我去，还专门写了一首鼓励我登长城的诗，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感到非常惋惜。

我于1981年底留校，和彭先生一样，最初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过了一些时间，系里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与彭先生见面、请教的机会很多，更加上在职读彭先生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会去彭先生家几次。

彭先生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与指导，无处不在，我最初发表、出版的论著，都经过彭先生的修改，连修辞和标点都予以修改。特别是第一本专著《清代盐政与盐税》，彭先生将他搜集的资料供我使用，还将他未发表的论文《清代前期的盐政》供我参考。正如我在《清代盐政与盐税》的“后记”中所言明的：“本书的写作始于1983年，是在我的导师彭雨新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其间，彭雨新师将他未刊布的论文手稿《清代前期的盐政》及所藏资料供我参考；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又蒙先生数次审阅”。 清代盐政号称繁杂，我当时只是大学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如果没有彭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很难想象能够写出此书，并由此在学术界立足。

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学毕业后，由于是集体户口，没有粮食供应计划，隔一两个月，彭先生和饶师母就把他们节约下来的粮食指标供我使用。记得有一次我在水果湖粮店买了15斤米，当时住在湖滨六舍，出东湖边上的凌波门骑自行车去水果湖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当时的路很难走，坑坑洼洼，回来到凌波门下自行车，才发现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米被颠掉了，回去找也未能找到，后悔好几天。后来师母知道后，又把他们的粮本给我，让我重新去买。1983年，女儿出生，师母特地买了两只鸡送到湖滨六舍，并帮我做好。还记得有一次，我说师母做的腊肉很好吃，师母说那不是腊肉，是熏肉（我作为山东人，当时不知道腊肉与熏肉的区别），并告诉我湖南人做熏肉的办法，直到彭先生和师母离开武大到天津居住前，每年冬天，师母都送给我一小块她做的熏肉。现在想来，依然感慨万千。

1990年岁末，彭先生和师母去天津女儿家居住。在他们去天津前，彭先生在书房给我看了一个线装书盒，他说，盒中放着的是他自己发表过的较为满意的论文。后来思忖彭先生的意思，当是有朝一日结集出版。这次纪念彭先生百年诞辰，我与建民兄说过此事，希望结集出版，但联系彭先生家人，一时未能找到那些论文。只能留待来日，一起出版彭先生的全集，以尽我们做弟子的一点心意，同时为中国经济史学界提供学习参考的文献。

彭先生和师母移居天津后，除了到天津看望二老外，时常有信件往来。从来往信件中，可知彭先生晚年主要关心的几件事情：

一是关心我们的生活、学术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如1992年8月14日来信：“你的新住址告我（住几楼），是否已通邮？张建民已否回校？他搬家在何处”？ 1992年11月7日来信：“我曾经写信告知，要他（张建民）将‘清代长江农田水利史’（即后来出版的《明清长江农业水利研究》）作为他的单行本，不久前我所写的‘前言’中，也说明了此编为张建民同志的论文集，……你和他见面时请代达此意。我希望你们安心工作”。1993年4月3日来信：“你们所招两名研究生，学习情况及本人素质如何，已否拟定论文题，念念。……建民的长江水利史是否已经发稿，拖的时间太久了，我也有责任”。

二是关心中国经济史教材的编写和授课。1992年9月1日，彭先生信称：“‘中国经济史教材’的上半部，不知现在‘鹿死谁手’，何时有出笼的一天，真是问题。我前不久写一信给黄惠贤，要他代为做主，或改稿，或发稿，由他决定”。当时由于教材上部的编写遇到一些问题，彭先生非常着急，在几封信中都有说明和交代，由于涉及到一些人和事，不便一一说出，从略。此信指明由黄惠贤先生主持上半部的修改。1993年正月初三来信又称：“教材由惠贤同志承担全责，使我既感且愧”，并交代我和张建民，“也必须付出大力相助”。“承吴（吴剑杰）、王（王承仁）、萧（萧致治）诸同志关怀我们的身体，至感”。1992年11月7日，彭先生有一封长信（如下图），谈到教材下半部的编写和相关问题：

信中说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教材的编写，教材下册，“刘志伟、陈春声两人写的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经过长期周折磨练之后，获得这样的成果，这是我自认为值得安慰的事。特别是刘志伟通过这次编书（他也同时教这门课），有着很大的提高，将来必将更有发展，更令我欣慰。梁方仲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对他的学生有所帮助，也就心安理得了”。又由教材谈到将来武大中国经济史的授课和构想：“我要向你说明的是：“这部教材，写出很不容易，我们既已写出，就应守住这一阵地。目前国内能全面掌握中国经济史的尚无其人，我认为武大历史系是这一重要课程的发祥地，今后上卷似可由冻国栋承担，下卷则由你承担。你承担下卷的理由是：一、你是中国经济史的成员，二、你对清代财政问题作过多年研究。下卷共四章，明清占两章，你若承担此重任，将来可以对内容有所增补，可与刘志伟共同切磋商讨。三、作为武大经济史研究室的成员，你应担负起一门重要的主课，以不是开什么专题为满足（张建民则应开“中国近代经济史”）”。1993年6月20日来信称：“接黄启臣同志来信，说已将教材下卷稿挂号件寄请你收启，想已收到了。……（陈锋按：因为书稿有些字迹潦草），请你交张午（当时办公室的老师）同志一并抄写，加上上卷所抄，共计字数，照她定的抄费付给。在上卷尚未完成任务以前，请你先将下卷送出版社审查，必要时请李进才校长向出版社交涉，务望能在武大出版”。这封信中还特别交代：“他们（中山大学诸同志）在编写期间，未向我要一文钱（虽我曾告知他们下卷应有二千元开支的预算），我许了给他们600元的打印费，亦未实现。此事我心中颇感内疚，今后如何处理，应加特别考虑”。

三是关心清代土地开垦资料的出版。1992年7月29日来信：“海云（彭先生在武汉的女儿）来了现已回去了，我叫她有事时到你那里来。今有两点意见。一、为了减少经费，拟削掉‘北部屯垦’和‘东北大放垦’两章。……可以节省三五万字下来。二、校对工作我仍望能参加。已叫海云将邮寄包布带到刘爱松同志那里。如已有样稿，即由海云将原稿及样稿一并附邮，如样稿未出，则将布袋交刘，请他代为寄出。挂号不至丢失。为了此事，你添了很多麻烦，我本拟回来，挹明（彭先生在天津的女儿）和老伴同认为我身体不行，只得苦累你们了”。此信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彭先生对该资料汇编非常重视，既怕遗失，又怕校对不精，虽然已有我们的校对，还担心有错误，甚至动了回汉的念头。第二，虽然由我们出面在学校了申请了一点经费，还是不够，不得不删减字数。第三，彭先生一般不愿麻烦他人，更不愿他人花费，连寄东西的布袋也由天津带来。1993年5月29日的来信称：“5月20日来信及包裹两件均已收到。……资料汇编看过一遍，虽经数人校对，错误仍在所不免。……我略翻此书目录，觉得内容丰富，涉及全国各省，其中如四川、甘肃、陕西、新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及东北、台湾的开垦，均有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各该省在当时何以出现某些具体问题，与同一时期他省情况相对照，然后可以推究其原因与影响。第一、第二章的开垦政策按时序阐述，尤为全书的一脉之贯”。从该信可以看出，彭先生对该资料汇编总体上是满意的。以当时82岁高龄，从接信到回信共10天的时间，彭先生便翻阅一遍，并发现了一些错误，一一予以订正（“错误仍在所不免”后的删节号，即是具体的订正）。该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1993年11月8日，郭松义先生来信称：“你的信及彭先生的书均已收到。我想，如果没有武大的资助，现在要出资料书那是很难的，这也一定有你这位弟子的功劳。彭先生编辑清代垦荒史料，我是早就知道了的。他也曾给我提过出版难的事，可惜我未能助一臂之力。这可说是彭先生花费的半生心力，对我们后学者，既起了从学的榜样，也可在史料上省去了很多时间”。

二

彭先生早年受过财政学、经济学、历史学的训练，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经济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历史系工作，是老一辈学者中学养丰厚、理论功底扎实的著名学者之一。可以说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治学路径也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彭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经济史的整体研究。首先主要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协助李剑农先生整理“中国古代经济史”。1943年，中国书局曾出版李剑农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讲稿》（先秦两汉部分），没有全部正式出版。李剑农先生1954年双目失明，彭先生协助整理该书，三联书店1957至1959年出版了《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册，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经典，而且成为高等院校“中国经济史”课程的主要教材和重要参考文献。对此书的整理出版，应该说彭先生贡献甚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彭先生又主持对该书的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之名分三卷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的校改，彭先生的长子曾经有所怨言，大概是花大量的精力为他人做嫁，做一次还要做第二次，我正好在场，彭先生发了很大的火，认为不应该这样说。并且对我说，李先生的书没有写清代，以后要在清代经济史上下功夫，我当时颇为感动，也铭记在心。现在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之一出版的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依然是最后一次的校改本。其次是组织编撰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该书经过许多曲折，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彭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前言”中指出，该教材是继李剑农的三本经济史稿而编写，吸收了李著的一些特点，对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口、农业、工商业、国计民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予以特别的重视。该教材分为“封建领主制的兴衰”、“秦汉封建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经济在动荡中的缓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经济的盛衰”、“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变动”五编，从这种分编体例中，也可以看出编者对传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彭先生的学生在编撰教材方面，对老师有所继承。刘克祥《简明中国经济史》在“前言”中说：“本书采用按历史发展阶段和按专题分章相结合的体例，叙述内容也不同于其他经济通史。它不是以土地制度、财政赋役制度以及其他典章制度的考察为中心，而是重点探索和揭示社会经济生产及其发展规律”。共分为四个专题亦即四章：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我和张建民又主编了高等学校教材《中国经济史纲要》，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编写的这本教材，一方面吸收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成果。所谓吸收前贤的成果，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内容体例上，二是在学术观点上。并要求各章作者，凡有借鉴吸收，尽量出注。这样做的好处，也有两点：一是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参考阅读；二是尊重前人的研究辛劳，遵守学术规范。教材式著作也应该出注，有些‘著作’的‘不当’行为是应该反对的。当然，出注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出注，还可以探讨。另一方面，继承了武汉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材编写传统。前辈学者李剑农先生著有《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彭雨新先生主编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吾辈出身亦晚，学力亦浅，没有直接受教于李剑农先生，但我和张建民教授都出自彭雨新先生门下，其他参加编写的几位教授、副教授也都供职于武汉大学，浸染了前辈的学风，各有专长，并试图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所以，本教材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二是对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的研究。彭先生早年即著有《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20，与陈友三、陈思德合著，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该书除“绪言”外，共分三章，第一章，川省田赋税率轻重之沿革，第二章，征实前川省田赋正附税之检讨，第三章，征实后田赋负担之分析。随后又出版了《县地方财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22，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这是对近代地方财政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邹进文教授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财政思想”之第三节“自治财政论”中，专门对《县地方财政》进行了评述。以上两书奠定了彭先生财政学和财政史研究的地位。解放以后，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关税制度》。该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有清一代关税的重要著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作者认为，“通过清代关税制度的研究，可以明白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原有关税制度在当时闭关政策对外贸易中所表现的基本特质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以明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中中国关税在外国侵略者控制下所起的作用”。以鸦片战争为界标，中国关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关税制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对华的商品侵略和投资侵略，更进一步攫夺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和侵占中国的关税支配权，造成长期间外人控制中国财政大权的恶劣形势”。另外，还有未刊手稿《战时粮食问题研究》、《近代财政史》等。

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较多，比较著名者有《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与整理改革》，（《江汉历史学丛刊》1979年第1期），《清代前期三大财政支出》（《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二辑，明清史专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太平天国的田赋政策与清王朝的减赋措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1981年），《四川清初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收入孙健主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级的逆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读梁方仲“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书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清乾隆朝初年减轻田赋负担的措施》（《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有些论文影响较大，被学界反复引用。

三是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重要著作《清代土地开垦史》，1990年由农业出版社版，该书主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的档案材料写成，把清代的土地开垦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而将土地开垦与财政、经济、人口、社会诸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清代土地开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笔者已经写过二万余字的《清代的土地开垦与社会经济——《清代土地开垦史》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后又出版了《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本书所辑资料共844条，包括顺治朝土地荒芜情况和招垦开始、从康雍至同光历朝的开垦、华北五省的土地开垦等6章。与张建民合著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199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关方面的论文包括《从清代前期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的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萌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9年第2期），《从清代前期苏州的踹布业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战线》1959年第12期），《从丝棉手工业的变化看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铺户作坊》（《江汉学报》1962年第5期），《王船山的赋役论及其思想体系》（《江汉学报》1963年第1期），《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与工业资产阶级》（《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明清时期的铺户作坊和资本主义萌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索》（《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清代四川和东三省土地开垦中劳动力的调动》（《平准学刊》第1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版），《清乾隆时期的矿政矿税与矿业生产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辛亥革命前湖南矿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辛亥革命前后珠江三角洲乡镇缫丝工业的发展及其典型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内容涉及资本主义萌芽、工业、手工业、商业、土地开垦等许多方面。有些论文不但研究细致，而且具有开创意义。杨天宏教授的《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即认为：“彭雨新先生1990年发表的《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一文，可能是最早以自开商埠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

另外，彭先生虽然不喜俗务，但作为湖北省的民进会员，曾经担任过四届湖北省的政协委员，特将有关各届湖北省的民进会员担任政协委员的名单附列如下：

第二届（1959年）：张振铎、张舜徽、胡雪、桂质柏、彭雨新、端木梦锡

第三届（1964年）：张舜徽、胡雪、桂质柏、彭雨新、端木梦锡（该届是作为“社会科学团体”）， 民进共有十名委员：方壮猷、王干青、张彦明、张舜徽、张遵俭、严学窘、林居先、桂质柏、彭展、彭雨新

第四届（1977年）：张振铎、张舜徽、彭雨新

第五届（1983年）：张继平、张振铎、张舜徽、杨葆琨、彭雨新

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彭先生也有重要的提案，如1981年1月，彭雨新等在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上的提案，建议将红楼尽早辟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当年10月8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正式开馆，接待国内外观众。

原文载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8页。此次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