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7日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研究员受邀来我院做题为《陕西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珍禽异兽研究——以霸陵外藏坑出土动物骨骼研究为例》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考古系系主任李英华教授主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运兵研究院、复旦大学科技考古院董宁宁老师，以及我院部分师学生参加讲座。

讲座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霸陵遗址概况”、“霸陵动物外藏坑”、“南陵动物外藏坑”、“西安地区珍禽异兽的研究”、“科技检测”以及“研究意义”。

胡松梅研究员首先从西安地区周围的地形地貌出发，阐释了西安周边70多座帝陵选址的原则，一般都选择在两河相交形成的塬上。如霸陵就位于灞河和浐河相交形成的白鹿原上。大霸陵的范围包括汉文帝的霸陵、窦皇后陵和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

接下来，胡老师重点介绍了霸陵动物外藏坑与南陵动物外藏坑的基本情况。霸陵动物外藏坑位于江村东侧约380米处，共清理23座动物外藏坑，出土有大熊猫、老虎、印度野牛、马来（亚洲）貘、羚牛、牦牛、苏门铃、绿孔雀等11珍禽异兽，还伴随有陶俑、陶器。南陵动物外藏坑位于南陵西北约250米处，本次发掘外藏坑55座，出土有金丝猴、猕猴、梅花绿、狍子、褐马鸡、地犀鸟、丹顶鹤、陆龟等动物骨骸，以及少量陶俑、陶器。动物外藏坑中，发现大型动物一般葬入木椁、中型动物一般为砖栏、小型动物鸟类一般为陶棺。胡老师细致讲解了不同珍禽异兽骨骼的鉴定特征，如大熊猫头骨的嵴十分发育，前额骨窄、鼻骨较短，牙齿为丘型齿；狮子的肩胛喙突较短，老虎的肩胛喙突较长；南陵出的陆龟体型与国内其他遗址相比较大，根据背甲长度判断为黑靴脚陆龟；此外，还根据头骨、肱骨、股骨和跗跖骨的形态鉴定出了地犀鸟，指出不同类型鸟类之间的生态习性和适应形式相互间存在差异，跗跖骨的形态也产生了多样性的分异。

胡老师还与文献、汉画像石、青铜器等考古材料进行对比研究。例如，通过对犀牛相关文物的历时性梳理，发现秦汉时期的青铜犀牛造型和南陵1975年出土的古DNA检测的苏门犀特征一致，而到了唐代，犀牛绝灭，犀牛纹饰更加抽象，加入想象色彩，造成犀牛造像出现一些错误。

以霸陵珍禽异兽研究为线索，胡老师对关中地区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帝、后陵和太后陵外藏坑出土的珍禽异兽以及秦始皇陵园陪葬坑、汉阳陵帝陵动物外藏坑、汉昭帝平陵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系统的梳理。神禾原战国秦陵原大墓外藏坑K12，经形态学与古DNA的双重鉴定，证实出土有长臂猿、黑熊、岩羊、猞猁、豹5种异兽，鸟类包括绿孔雀、小天鹅、丹顶鹤、疣鼻天鹅、鸿雁5种珍禽，比兵马俑的青铜水禽坑多了绿孔雀。

（胡松梅老师讲解貘的牙齿特征）

霸陵的动物考古研究还融合了多项科技检测成果，包括测年、锶同位素以及古DNA的分析，对外藏坑的年代及归属、动物来源、种属判定进行了讨论。胡老师特别强调形态鉴定和古DNA鉴定应互相补充，各有千秋。

对霸陵珍禽异兽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首先，以单个墓葬形式殉葬大量珍禽异兽，在全国属首次发现，结合《汉书》、《史记》的相关记载，认为这与汉文帝称帝前和母亲在代国的生活阅历及汉文帝特别喜欢狩猎息息相关，体现了“事死如事生”、“器用如生人”的丧葬观念，是关中地区秦后期和西汉时期陵墓葬制的一大特点。其次，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霸陵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与《山海经》、《上林赋》、《尔雅·释兽》等典籍中记载的动物相互对应。其三，此次发现证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貘和大熊猫还属于两种动物，分别和《上林赋》中“貘”和“猛氏”对应。其四，龟和鹤同时在南陵出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长生思想的体现。其五，对霸陵动物遗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复原霸陵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如南方动物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其六，该项研究丰富了现有动物标本库的种类和数量，为今后考古遗址动物标本的对比和研究提供了种类多样的第一手资料。最后，胡老师从动物保护主义角度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讲座结束，历史学院刘一婷老师进行归纳总结。交流环节中，师生踊跃参与，着重围绕动物骨骼、相关随葬器物、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动物的宰杀方式、珍禽异兽的内涵与作用以及犀牛形态的演变等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老师合影）

硕士生张咏晴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