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我们敬爱的李老师的期颐冥寿，原本计划在去年召开老师百年诞辰纪念会，由于疫情而被迫延期。今天，在这珞珈初夏的日子，我们相聚在一起，缅怀我们敬爱的老师，是十分宝贵的时刻。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天经常沉浸在回忆中，心情难以平静。有幸追随老师30多年，老师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在心头。

李涵老师大学毕业照（1947年）

老师是真正“事业型”的女性，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辽宋金元史的教学与科研事业。老师的生活情趣很丰富，爱养花，擅绘画，但却舍不得为此占用一点时间。即使在收入微薄的年代，也宁可挤出钱来请人帮忙家务，而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上。用老师的话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可以花钱请人做的事就请人，不能占用自己的宝贵时间”。

老师自1954年从国家文物局调任武汉大学，至1988年离休，数十年间，一直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专业基础课，先后为17届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开设了《宋辽金元史专题》等课程，指导了数十篇本科生论文，获得过武汉大学教学奖。从1982年起，培养了硕士生2届5人，为研究生讲授多门学位课程，有《宋辽金元史籍举要》《宋辽金元官制史》等等。老师独自编写并印行的本科生讲义、教材和参考资料就有5种：《宋辽金元史专题》《宋元史讲义》《元史讲义》《宋辽金元官制史参考资料》《宋史专题课参考资料》。并且参与编写并印行了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参与了筹建历史系文物室和考古教研室。

李老师在国家文物局工作

老师讲课，一口标准、悦耳的京腔，一手娟秀、工整的板书，条理清晰、感情充沛，感染力强，而且引人思考。对教学，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不遗余力地投入，还经常到学生宿舍走访、答疑，老师的家门也是向所有学生敞开的，欢迎学生们的造访。至于说带研究生出外考察、查阅资料、走访学者，这些更是老师教学的日常。

科研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师一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很有限，真正的“学术春天”是改革开放后才到来的，从1978年到1988年，老师只有10年的时间集中从事研究。还有就是离休以后，从1989年到2008年，离而不休，笔耕不辍。

在有限的时间里，老师写作、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著5种，论文43篇，其中有3种著作、24篇论文是在1989年离休后写作、发表的。

2002年12月自选集 《宋辽金元史论集暨师友杂忆》由台湾高文出版社出版

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政治史、民族史和历史人物，以宋代为主，兼及辽金蒙元，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深耕厚植的结晶，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到的分析角度，得到学界的公认，当选为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并参加了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元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

李涵著：《宋辽金元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老师是著名的宋辽金元史专家，治学上的特点，最重要的，一是严谨求实、立论周延；二是眼光独到、立意高远。老师发表论著并不以数量为意，而是追求高质量，但凡下笔必有自己的心得。老师的研究总是能够独辟蹊径，从一些不为他人重视的独特角度切入，利用一些看似平常的资料，得出他人不曾得出的结论。代表作之一《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指出蒙古国早期的中书省与后来元朝中央集权制下的中书省性质完全不同，并澄清了中央大断事官和三行省大断事官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札鲁忽赤不属于怯薛执事官系统”等独特的见解。这篇文章1963年发表在《武大学报》上（当时此文已被《历史研究》录用，由于唐先生主编《武大学报》，唐先生提出希望能用在学报上，所以发表于《武大学报》），这篇文章以其见解独到、考论严密、分析深刻而被学界公认为是蒙古国家制度研究的经典之作。半个多世纪过去，至今仍在学界享有盛誉，今人在编集蒙元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时，都会收录这篇论文。前几年，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时，还有蒙元史的专家特别对我说：“李先生的《断事官》一文是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必须参引的”。

李老师与唐长孺先生课题组

再比如，有关宋代相权的研究，自1942 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有不少学者关注，但都聚焦于君、相之间的关系，而李老师的研究则注意到不为人关注的检正与都司，提出“检正、都司的设立，……奠定了以后宰属制度的格局和基础”。从宰属制度的变化来考察宰相权力的增长，发人所未发，具有独特的学术眼光。

老师做研究的第三大特色，是善于从人物活动来看政治变迁。老师对宋元时的不少人物作过研究，如范仲淹、章献刘皇后、寇准、曾布、王安石、李纲、杨幺、岳飞、耶律楚材、郝经等等，除了对范仲淹的研究是从全方位展开之外，其他多是着眼于通过人物来考察政治变迁。其中如《论章献刘皇后擅政与寇准之死》与《从寇准的遭际看北宋前期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二文，堪称姊妹篇，主题都是以北宋名臣寇准为例，探讨宋代宰臣与女主、皇帝的关系及其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老师从人物活动入手研究政治制度，不仅别具新意，而且也使制度史的研究变得新鲜活泼，充满生机。

说起来，范仲淹算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但老师的研究能够从旧题出新意，化平凡为神奇，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创见。比如，李老师研究御夏战争中的范仲淹，并不重复前人对宋朝主战派的一味赞美，而是以史料为依据，别具新意地肯定了范仲淹“主守”对御夏战争的贡献。老师的这个认识在今天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但在40年前的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着有“石破天惊”的影响的。

在自己潜心研究的同时，作为学生，还有一点是我感受特别深刻的：老师把教书育人、培养学生看作是比自己研究、写作、发表更为重要的事业，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一点，特别令人感慨，如今由于各种原因，像李老师这样的老师，真地是“寥若晨星”，我自己在这一点上也不能望老师之项背。

李老师1982年招收的三名研究生（杨果、张星久、吴怀连）

有关李老师的研究与教学，20年前为庆祝老师八十华诞，我写过一篇小文，刊登在武大学报上，前不久老师的论文集再版，这篇小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尽管文中所写未必能得老师学问的精髓，但算是做了一番梳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此时此刻，想说的话很多，我特别还想多说一点的，也是15年前在老师安葬仪式上献给老师的那句话：“最让人铭心刻骨怀念的，是老师的人格和精神”。

李老师与石老师在陈寅恪先生的书房

人们常说，学问能变化气质。其实，我自己慢慢年岁大了，遇见和知道的人和事多了，感觉其实未必尽然。但是，在李老师这里，却是确凿无疑的。老师是真正实现了学问、气质与品格浑然天成的（三位一体的）。如果选用3个词来描述我心目中的老师的话，那我选择：睿智、正直、慈爱。老师做学问如此，做人亦如此。

睿智：老师做学问，从研究选题到史料运用，从分析建构到行文立论，都能鞭辟入里，一语中的。老师写作为文，能少写一字绝不多写一字，干净利落，简切了当；老师观世识人，能明察秋毫，见微知著，亲疏进退恰如其分。

正直：老师的风格是端庄典雅，温润如玉的，但又是生性鲠直，爱憎分明的。老师为人刚正不阿，不会无原则地妥协，更不会趋炎附势、曲意逢迎；一生不爱钱，不做官，不惟上，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与人交往，喜欢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为此老师自己没有少吃亏，但也因此得到信任，交了不少好朋友。例如，为帮中学老师翟宗沛先生的政治冤案平反，老师曾冒着风险四处奔走，最终使冤案得以昭雪；还如，沈祖棻先生被打成“右派”家属时，倍遭歧视，许多人都避之惟恐不及，老师却频频登门探望，不在意他人的议论。而对于个别曲意送礼讨好、别有不正当所求的人，老师则拒之门外，丝毫不留情面。

慈爱：老师是良师亦是良母，老师的慈爱是大慈大爱。老师从小生长在充满爱心的家庭，接受爱的熏陶，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她爱脚下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她不仅爱自己的家人、亲友，也爱自己的老师和学生，特别是对于学生，倾注了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的深厚关爱。老师不仅关心学生的读书，也关心学生的生活，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真地犹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老师日常生活十分节俭，连盛夏时开开空调都很舍不得，空调一开便隔几分钟就出去看看门外的电表，为电表的飞转而感觉心疼，表现得相当“抠门”，曾被石老师戏呼为“缪抠”。但就是这样的老师，晚年和石老师一起，拿出自己有限的工资，设立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历史系学子；平日里，也不时资助学习努力的贫困学生，根本不过问他们的姓名，不需要他们的感恩。如果不是心中饱有大爱，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老师的一生，是睿智、正直、慈爱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润物无声的一生。

李老师单人照

“云山沧沧，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年范仲淹给严子陵先生祠的题记，也正是学生此时此刻想献给老师的。 有幸成为老师的学生，此生无憾。 愿老师的学问与人格、精神永存，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023年6月11日     

  李老师百岁诞辰纪念会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果教授于珞珈山